徵地拆遷過程中的暴力事件,一直不乏輿論關註度。10月14日晚,一組雲南昆明市晉寧村民與開發商大規模械鬥的現場照片在網絡流出,網友們看到了卡車裝著成群穿著黑衣制服的人,街頭有人被村民捆綁手腳,有人戴著警用頭盔,手持警用盾牌、木棍、石磚,有人點燃了汽油……隨後,經官方媒體證實,當日,昆明市晉寧縣晉城泛亞工業品商貿物流中心項目施工過程中,發生企業施工人員與富有村部分村民衝突事件。
  截至15日,事件已致8死18傷,其中企業施工方6人,村民2人。如此大規模的傷亡,在徵地拆遷暴力事件頻發的當下,依舊令人十分震驚。在關註事態暴力化結果的同時,我們也不禁問道,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如此悲劇的誕生。很顯然,此事的發生對村民、企業和政府的任何一方,都沒有絕對的益處。
  據媒體披露,晉寧此次衝突一方為昆明市重點規劃項目之一“晉城泛亞工業品商貿物流中心”。在今年5月17日,該項目就因村民反對而暫時停工;6月3日,雙方已經發生過一次衝突,只是規模和結果沒有引起足夠關註。10月14日的群體暴力衝突固然有其具體的導火索,但背後的根本性衝突是什麼更值得關註。
  據光明網消息,該項目從2010年起開始徵地,最初承諾一畝補償12萬元,但隨後變成了4.3萬元,補償款的問題構成了雙方衝突的起點和關鍵。這種矛盾的爆發勢必蔓延至該項目的施工員工,儘管現場施工的工人實際上無法對徵地補償的合同起到任何影響,但在同一個空間這個條件使得二者摩擦不斷。令人生疑的是,施工方人員所著的制服為成套的警用衣服,這也讓人不得不發問,在暴力衝突之後出面維持秩序的政府在此前扮演的是何種角色?
  昆明晉寧的徵地拆遷暴力事件,與此前已經令我們頗為熟悉的拆遷暴力劇碼毫無二致。在土地這一財富載體的博弈中,現有的制度框架並沒有提供一個足夠公平的規則,負有地方發展之責且握有暴力資源的政府,在土地產權、處置權方面都擁有很強的主動性。對於資方來說,資本的效力令他們足夠自信,可以調動的力量常常超過市場本身。反觀農民,他們除了用於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在博弈能力方面存在太多的短板。
  當然,具體事件的發展邏輯,並不總是如強弱分明顯示的那麼簡單。但是,博弈規則層面的失之公允,使得暴力的因子不斷被埋下,一旦觸及具體的導火索,暴力衝突便不斷被引爆。10年前湖南嘉禾商貿城的暴力拆遷事件,2009年成都金牛區“唐福珍自焚事件”,以及2010年借助微博瞬間傳播的宜黃暴力拆遷事件,無一不是建立在博弈框架失衡的前提下。
  對此,中央曾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不准暴力拆遷。2010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出緊急通知,強調拆遷惡性事件要追究領導責任。日前,國土部也發出通知,要求加大徵地信息公開力度,用地批覆文件、農民對擬徵土地現狀調查結果簽字確認書等報批材料、“一書四方案”等,都要納入主動公開範圍。
  中央的態度很明確,必須譴責一切暴力拆遷舉動,然而,針對現行徵地拆遷博弈規則的小修小補卻未必能獲得良效。從實操的角度來看,目前賦予地方政府在徵地拆遷中太多的行政權力,必須得到整改。為利益而博弈,分歧或許不可避免,但有了分歧之後,從行政高壓的軌道轉入法律博弈的軌道,是規避事態暴力化發展的最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途徑。  (原標題:[社論]回歸法治是避免徵地拆遷暴力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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